导演李欣：至于我是第几代，不是我来说了算，可能我们一批年轻人年纪比较相仿，所以他们会这样说，但是我觉得电影应该本来就是个人的。、

　　导演陆川：我只关心我的电影在精神上是不是独立的。

　　导演章明：我不认为我是什么第6代，我对这个词不以为然。

　　【文本提示】

　　导演们似乎都极力反对“第六代”这个集体冠名，但是，好事者却为导演们找到了强行归纳的标准：一曰北京电影学院85级学生，二曰60年代之后生人，按照上面这些既成准绳，合乎情理的导演就有了一大批，比如张元、王小帅、姜文、娄烨、管虎、章明、路学长、施润玖、张扬等等等等，都应该是“第六代导演”的生力军，然而，他们要么极度追求影象本体，要么偏执于写实形态，要么坚定的走在商业路线上，几乎难以象“第五代”那样整体构建电影精神的统一面貌，所以，他们是抗拒归纳的一代。因此，城市语文企图从这些离经叛道的导演当中肆意圈取几个，自成单元的加以解剖。

　　【字幕】张元：从边缘回归主流

　　导演张元：在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第五代导演曾经说过希望他们的作品和过去不一样，他们当时有象《黄土地》《一个和八个》的作品，我当时就希望我能拍出象《妈妈》那样的作品。我希望我的作品是一种潜心交谈式的状态，那种非常平静的，非常接近观众的，我对那种大的寓言式的命题不感兴趣，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深入到人的生活中，或者是那种非常特殊的生活中去的。

　　北京电影学院理论研究室副教授郝建：他阐述自己作品的方式，他用了一种比较夸张甚至是有点暴力的话语方式。

　　【实况】《东宫西宫》

　　【语文】

　　这部关注边缘人群的电影，明显的带有了第六代导演的共性，即对被遮蔽的社会现实的关注及对弱势群体的注视。从为崔健拍MTV开始，张元也将题材范围不断延展，从摇滚青年、楼下邻居，一直到同性恋，张元为原生态的生活注入了大量的激情。

　　张元：实际上我觉得人类本身是很值得同情的，特别是你说的失语者，一个难以表述自己内心的痛苦那些人，或者说没有能力表述那些痛苦的那些人，或者说没有能力表达自己感受的那些人，是多么值得我们去观察和同情，而且我们现在连动物都需要保护，人的感情就更需要保护了。

　　【实况】《过年回家》

　　【语文】

　　《过年回家》，张元重新获得导演资格之后的首部影片，在两次审查之后终于得以和观众见面，主旋律的叙事企图马上结束了张元的“地下状态”，由此开始，张元挤身于阳光灿烂的导演行列。

　　张元：在拍《过年回家》的时候，就希望我做出最重大的转变，我希望我的电影一定要在中国能放映，一定要让中国的观众能够看到我的电影，因此现在我做《我爱你》，我的希望就是中国的观众能够走进电影院看。
郝建：你从他的自述可以看出来，“我拍电影一定要通过”，生于60年代这拨人当中我看就是他走得比较进步吧。

　　【语文】

　　在郝建看来，张元已经踏上了“充满鲜花和陷阱的路上”。在接受采访前大约一个小时，张元还在剪辑自己的京剧片《江姐》。而他口中提到的《我爱你》，则是一部改编自王朔小说《过把瘾就死》的电影，也将在不久之后公映，而张元彻底的回归，似乎也暗含着这位“第六代导演”主将人物的价值取舍。

　　张元：人需要对话，如果你的东西出来之后，中国观众看不到，它就存在问题，我希望我的东西能迅速和中国观众见面，你会发现你的电影观念和你所坚持的东西实际上没有什么作用。

　　郝建：第6代里头革命叙事的东西很少，张元是其中走向革命叙事，走向主旋律的唯一的一个导演，所以张元在第6代中他的变化很大。

　　【文本提示】

　　在“第六代导演”中，张元的前后阶段已经是判若两人，更何况是整个“第六代”呢？相比于“第五代”导演在革命叙事和革命文化基础上的现代主义探索，“第六代”只是活在红色秀当中，他们并没有真正由此思考历史与人性，而有意思的是，张元并不承认自己被主流招安了。

　　张元：我对于社会的命题，对于社会生活的感情与人的这种感情的观察我觉得没什么变化，我还是我。

　　【字幕】

　　张元，39岁，江苏南京人，1989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个人集资独立制片。

　　1990年，处女作《妈妈》获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评委会奖和公众奖，同年，他制作的两部MTV《让我在雪地上撒点儿野》与《一块红布》分获美国MTV亚洲最佳MTV奖与旧金山金门特别奖。

　　1992年，《妈妈》获柏林电影节最佳评论奖。

　　1993年，《北京杂种》获瑞士洛迦洛电影节特别奖，并于次年获新加坡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奖。

　　1995年，《广场》获得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国际影评人奖、美国夏威夷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奖、意大利国际民族电影节最佳人文纪录片奖。

　　1996年，《儿子》获得鹿特丹金虎大奖与最佳评论奖。

　　1997年，《东宫西宫》获得阿根廷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摄影奖，同年，又获得意大利托米那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斯洛维尼亚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

　　1999年，完成纪录片《疯狂英语》，《过年回家》获得意大利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导演等四项大奖

　　【字幕】

　　章明：与中国电影拉开距离

　　导演章明：不是说讨厌第6代，只是这个说法，觉得它很勉强，它还是中国集体主义思想的延续的产物。

　　郝建：严格的理论意义上来讲，我多次讲了，没有第6代。因为我跟他们都很熟，我挨个儿给贾樟柯啊我都写过访谈，章明就住我楼下，我就盯着他问：“章明，你是不是第6代？”他们都说不是。

　　【语文】

　　在郝建眼里，这个高且瘦、脸色苍白的人就是章明，一位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副教授，一位朝夕相处再熟悉不过的同事。而按照章明的自况，“第六代导演”的名头将会抹杀作为导演存在的章明的个性，第几代的归类不过是计划经济遗留的产物，在自己眼里，章明就是一个喜欢看《流星花园》与《我的野蛮女友》的普通人。

　　【字幕】

　　章明，41岁，副教授，四川巫山人。先后毕业于西南师大油画专业和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91年获得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至今。曾拍摄过多部电视连续剧，《为了聚会的告别》荣获“飞天”二等奖，“荧屏”一等奖。执导的电影《巫山云雨》曾获首届韩国釜山国际电影节新潮流奖，加拿大国际电影节“龙虎奖”，第14届都灵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和国际影评人费比西奖，新片《秘语17小时》也成为第14届东京国际电影节唯一内地参赛作品。

　　章明：中国电影要生存下去，不管是在选材上、观众的趣味上吻合上，演员的造型上或者说剧情的构思上，都应该不仅和观众的趣味结合起来，甚至走在观众的前面。

        3中国导演 简介——第六代导演：抗拒归纳的一代

　　【实况】《巫山云雨》

　　【语文】

　　这部影片以三个段落的独特结构讲述了寡妇陈青想要再婚，信号工人麦强因为与她心有灵犀，而遭到收留陈青的旅馆老板的嫉妒，后来，老板告麦强强奸陈青，却被陈青矢口否认，最后麦强终于游过长江，与陈青在一起的爱情故事。章明混同了真实和幻想，以命中注定的寓言方式完成了男女主角彼此欲望的救赎。这些对小人物人性的探讨带有强烈的符号色彩，虽然《巫山云雨》在国内只卖出一个拷贝，但国际获奖不少让它有圈内的口碑扶摇直上。

　　北京电影学院讲师杜庆春：我认为章明老师最有价值的方面有两个：一是关于中国电影自己的语言的发展，第二个就是他的电影思维的形成恰恰是和中国环境的一个最扎实的结合。

　　【语文】

　　章明在用自己的作品试图拉开与中国电影的距离，包括新片《秘语17小时》，这部通过描写6名年轻男女来讨论现代爱情的不确定性的电影，情节逻辑遭到了质疑，甚至片中的泳装镜头，也被认为是一个低俗的噱头。究其原因，则是因为在电影审查过程中，由于剧本的悬疑惊悚定位以及文革内容，被电影局删减后，才成为了如今的“风光片”。

　　章明：就是这样子(现在允许独立制片)，是让你拍片的门槛更低，但是你放映时能不能放，发行放映都没有变，跟计划经济时候一样，但是拍摄这一套已经很接近市场经济了，说它是一个断裂的一个东西。前半部分，就是说上半身衣服你可以脱掉了，但是下半身你得把裤子穿紧了，裤勒得更紧了。

　　郝建：从形态上讲，他(章明)跟第6代的东西都不一样。看的不是太懂，对我来说是比较吃力的。章明的东西，他思考的东西比较独特，包括他在叙事机理，影像上比较喜欢追求个人的独到的东西。象《秘语17小时》对我来说还是深了一点。

　　【文本提示】

　　实际上，章明追求的是一种裸露生命的真实状态、追求生存还原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恰恰反映了“第六代导演”对于父权的拒绝，这种特立独行来源于一种自恋情结，不论是自己早年的“弃画从影”，还是生活细节的求新求异，都折射了“第六代”思维方式、文化内涵和美学品格的极度自恋，相比第五代导演，他们都是消解威权的一群。

　　章明：70、80年代之后已经没有大师了，我们没有多大空间进行创造了，所以说这些大师剥夺了我们做电影的乐趣。

　　郝建：第5代是个风格概念，他是有一些形态划分的，他们有共同的关系特征，共同的一些理念的东西，特别相通的一些东西，第6代我觉得他们没有一个共同的形态，也不一定有一个共同的美学追求。

　　【字幕】李欣：形式等于内容

　　导演李欣：《花眼》对于制作者和对观众来说，都是一种考验，我觉得电影可能还有另外一种做法，象《花眼》，它是不是值得提倡都是次要的，它关键是告诉观众，电影可能还有另外一种看法。

　　【实况】《花眼》

　　【语文】

　　《花眼》以两位天使必须在人间找到5对相恋的情人才能重返天堂为引子展开情节，用错乱的5个爱情片段，加上呓语般的旁白，拼凑了一次完整的叙事可能。但其魅惑的电影形式和技巧的卖弄令其在第九届大学生电影节上遭遇了尴尬，大学生们“花眼”了，同时也质问李欣在细节上对王家卫与《疾走罗拉》的抄袭，令这位有“上海王家卫”之称的年轻导演不得不搬出“形式就是内容”的电影理论加以抵挡。

　　李欣：《花眼》其实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它是几种感觉，我试图把这些东西糅合在一起，它可能实际是一部城市电影。

　　张元：李欣电影的形式感还是非常强的，而且他的电影最主要的状态就是去做他自己形式的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他的电影的内容感还可以再扩张一些。

　　章明：形式就是内容没有错，关键是形式要有所突破其实很难。当前中国电影达到形式上突破的成功的没有。

　　郝建：我们的现实就是人道主义的趋势和对反映现实关系的被割裂和遮蔽，这时候说内容就是形式就是很老派的一个理论。

        【文本提示】

　　象李欣这样的“第六代导演”，大多注重形式感，在技法上博采中外名家之长，喜欢昆汀•塔伦蒂诺，热衷于王家卫，对电影语言本身的对话怀有极大的热忱，但是又会一不小心的陷入单纯的模仿和移植之中。这是因为“第六代导演”的经历大多千篇一律：60年代出生，80年代淬取养分，90年代崭露头角，没有战争和生活的疾苦，灵感大多来自于寻求自己的某种生活和生命主体觉醒的真实，因而不免要在影片中凝固自己的人道主义、人文思想和个人觉醒。

　　郝建：王超和贾樟柯拍这个街道和人，就在这个街道和人，他不是说，你象《红高粱》《黄土地》，显然有一个中国人活出精气神来。有一个“啊五千年啊我大中华啊”就是一种呼喊在里面。

　　李欣：在没有战争摧毁你的东西之下，只有你自己可以摧毁自己，在这种高信息、高科技的时代里面，人和人已经不再沟通，可能爱情已变得虚无缥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生活在梦里会比较美好。

　　【字幕】

　　李欣，33岁，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92年开始制作电视广告，成为知名的广告导演，96年，处女作《谈情说爱》获得北京大学生电影节艺术创新奖、第44届圣•塞巴斯帝安电影节尤里卡传媒奖，《花眼》则入围了第52届柏林电影节。

　　【字幕】陆川：若即若离“第六代”

　　导演陆川：拍电影事先不一定得多重的十字架，但是你要问自己，这题材有没有让你激动的地方，能不能让你展示生命力光彩的东西，那么，有这样的激动你创作，它鲜灵活现在银幕上时，他也会激动观众，所以我觉得应该给电影“解套”，不要给电影承担太多它不应该承担的东西，本来这空间就已经很狭小了。

　　【实况】《寻枪》

　　【语文】

　　令陆川一举闻名天下知的《寻枪》，讲叙的是边陲小镇警察马山在丢枪之后，于寻枪的过程中信念崩溃和重建的故事。在电影正式公映之前，陆川的名字和电影就一起被人们津津乐道了。

　　郝建：陆川的《寻枪》我觉得跟第6代来讲完全的没关系，完全是另外一个东西，他是通过一种非常轻松的形态看上去是快乐的一种东西(来表现主题)，但是他里面有人际关系，有性格的挖掘，通过社会现实某些状况的一种探讨，他通过变形来表现。我倒觉得他里面娱乐本体很有意思。它到结尾突然一个转向，有一种悲剧气氛，或者说很冲击力的那种东西。

　　陆川：有人说它(电影)是一个说教工具，其实对普通观众来说，他是感受梦想感受情感感受生命力的过程，灯一黑，银幕一亮，你就在观看另外的一个世界，然后你就看到一个另外的你从不熟悉的精神世界。

　　【文本提示】

　　很显然，陆川生于70年代初，在年龄上与“第六代”导演风马牛不相及，在此之前，也不过是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个在读研究生，因为主修好莱坞电影，所以带有明显的好莱坞情结。他的另外一个附加身份是大牌编剧陆天明之子，所以又有家学渊源一说，又因为曾经是热播的电视剧《黑洞》的编剧之一，所以《寻枪》的剧本，陆川是花了2年时间写了14稿，最后剧本先是在台湾获得了“优良剧本大奖”，后来才有机会拍成电影，并且找到姜文合作，结果是，电影以150万美元的价格被哥伦比亚公司购买了海外版权，在国内也是得到了一定的追捧，通行的认可是陆川既带有“第六代导演”关注个人内心的特点，但是又约束了极端的迷失。

　　郝建：他的东西既不关心整体性的民族语言，对政治边缘禁欲的东西，他也不是直接地对话和评论述。

　　陆川：我想做大电影，我最早喜欢《红高粱》，我对有劲儿的比较震撼人的东西我特别能够感受到那些东西，所以我希望电影能够被大多数人看，进电影院显然就需要做大电影。我们不去刻意保持大师的姿态，我们不想去用冷漠的冷静的旁观的姿态去分析生活，这往往是一些艺术片子特有的共性，但是我没有，我尽量贴近、更近的贴近你，我们恨不得钻到你的心里去。

　　【字幕】

　　我特别希望我的电影中间不管他多么欢愉，总有那样的一、两块青砖拦在里面。

　　——陆川

　　【文本提示】

　　从这些单个存在的导演身上，我们失去了归纳其共性的能力，毕竟，从1905年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诞生开始，导演们就一再的拒绝重复，现在，第六代导演们还在持续着用自己的方式回答诸多古老的命题，但是，正如北大教授戴锦华所言，第五代之后，该是中国导演脱离“代”的束缚与“落网”，进入个人命名的时代了。

　　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刘一兵：(第六代导演)他们更注重某些作为个体的情感，而且他们的影片更具备某些后现代的特征。比如说，消费文化。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特点，确实是这样，所以你说硬要把这以后的都要做第6代，第7代，第8代，我觉得这可能有点牵强附会。

　　《那时花开》导演音乐人高晓松：我觉得分代导演，或者音乐家分流派，这都是评论家的事，创作者没有人在拍电影的时候说，我今天决定拍一个第五代电影，或者我今天决定拍一个第六代电影，他肯定是说我今天拍一个我想拍的电影。

　　杜庆春：这是传媒世界，需要这么一个词(第六代)

　　张元：我觉得要分析一个导演的作品，要从每一个导演或者是每一个作品开始，你要给他套一个帽子，那太无聊。

　　郝建：一个电影都是产生于我和社会之间，我和文本之间，每一个观众和电影文本之间的具体关系当中，评价一个影片要放到这个当中来看。

　　章明：这一帮人(第六代导演)个性品行品德都不一样，做出的电影应该很不一样，从他们的电影观来讲，没有什么看起来有出息的地方，还看不出来。